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也是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70周年。“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张，开始自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从此拉开了序幕。学习“五一口号”，领会精神实质，总结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宝贵经验，展望新时期再创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大好局面的美好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五一口号”与新中国政治协调制度的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没有生存土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议会制度，已初具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政治观念，但因制定仓促，模糊不清、语焉不详者俯拾皆是，在实践中毫无约束力。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恢复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热切向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彻底破产。后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最终走向了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抗战期间他们对民主进步力量的打击迫害，以及抗战胜利后他们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系列惨案，暴露了这一政党的反动本质，也逐步使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甚至纷纷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因“五一”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每年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或刊发文章、社论等以示纪念，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遂电告中央，询问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4月30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经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和5月2日的《人民日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南京“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次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表达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并对“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补充。信中表示，在当时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会讨论并决定这些问题。在信中，毛泽东还建议此项会议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地点定在哈尔滨，时间则在当年秋季。
        “五一口号”及毛泽东致函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广泛讨论“五一口号”。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5月23日，民建中央也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响应“五一”号召的决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口号第五条发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播下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种子，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五一口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充分继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精髓，并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学习“五一口号”，就是要找到它与我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思想契合点，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并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中华文化具有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极强包容性。早在春秋时期，齐相晏婴就提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并指出“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即是说“和”是一种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而且是一种必须有不同要素调和才能达到的状态。孔子也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著名论断，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五一口号”第五条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这种联合不同力量的伟大号召，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思想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次集中展现。另外，口号第十一条“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与第十二条“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号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团结起来开展合作，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
        我们之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以合作、协商为特点的政党制度，并提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都在于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五一口号”的发布，是这种传统智慧应用于新中国治国方略的重要尝试。民盟前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传达的也正是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核心理念。
        （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其核心理念就是指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陷于孤立。在我国古代史上，许多王朝更替都和民心得失紧密相关。武王伐纣、大泽乡起义、黄巾起义、瓦岗军起义等历史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先后取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性战役，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开始逐步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思想的最好体现。
        “五一口号”所致敬的，是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与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乃至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等空前广泛的革命阵营，这既是对我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实际阐释，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思想的直接吸收。
        （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根本体现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很古老的观念，它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之际，定型于汉代，并在历代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经历了一个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的发展历程。汉代以后，虽然民本思想的理论表述代有演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太大变化。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政治文化，在指导治民方略、保持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促成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历史繁荣时期的形成，极富借鉴价值。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还受到历代思想家的不断阐发与诠释，形成了一套包括畏民重民、爱民恤民、忧民利民、教民富民、宽民知民等主要思想的政治文化体系。这些思想不但深深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发展，也被作为传统文化精髓广泛吸收到“五一口号”之中。纵观这二十三条口号，不难发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人民”二字出现频率极高，总数达到了18次；如果再加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些细分称呼，其频率更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从口号倡导的内容来看，除了政治斗争方面的宣传之外，更多的还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指示精神。这就在总体上决定了“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一场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宣言。实际上，口号中无论是对社会各界的号召，还是对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致敬，无不与我党始终秉持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观念和一直坚持走的群众路线相一致，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在新的社会体制下的延续，也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工作实践中所汲取的传统文化思想精髓。
        三、新型政党制度是“五一口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体现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首提“新型政党制度”，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参加联组会时习总书记还特意强调：“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这是继2月6日习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座谈时宣布将“组织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以来再次提及这一历史节点。这实际上已经向世人表明，“五一口号”和“新型政党制度”紧密相关。
        “五一口号”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它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这一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艰辛探索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历史特征、政治实践、文化心理深度契合，负载着文化上的传承，经历了实践中的锻造，并在逐步完善过程中达到制度上的成熟，获得了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新型政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既是“五一口号”在新时期的延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新征程的闪光，是“五一口号”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全新体现。这样的政党制度，无论是在利益代表维度还是功能维度或效果维度上，都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它既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也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对人类近代以来“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权利”的理想进行了新的求索，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个特殊历史节点上，我们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活动，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不计个人利益得失，自觉主动地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团结、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为人民谋福祉的高贵品质，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的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未来的开拓者。让我们在“五一口号”精神的指引下，紧紧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