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治协商会议
省直工委 梅 晓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都是由其具体国情决定的。各种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均有着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实行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回溯人民政协发展的历程，深入了解人民政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于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坚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民主政治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次会议在正式定名前以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名称，简称新政协，主要是为了区别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确保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做了大量的筹备和酝酿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发起者，发布“五一口号”决策召开新政协，拉开了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1）国民党反动恐怖使得民主人士希冀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灭。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中国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曾经怀疑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也怀疑甚至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仍然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试图在反革命和革命两个敌对营垒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然而，在1947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反动恐怖又变本加厉之后，他们的这种想法随之破灭。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这个举动表明，向国民党政府求和平、求合法求改良的“中间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2）中共中央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发布“五一口号”，决策召开新政协。自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从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起，开始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一切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彻底打败蒋介石反动派的信心。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其中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城南庄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理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3）“五一口号”受到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拥护和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香港，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电文说:“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 人联名发表声明，“对五一口号热烈赞同，并确信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二、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领导者，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确立的。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北上。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召开新政协。
（1）中国共产党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从1948 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进入解放区。为保证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平安地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作了周密的安排。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与中共其他方面同志联系的。至于每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走，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9月7日，周恩来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要；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错、章伯钧4人，利用黄昏的掩护，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9月29日，4人顺利到达哈尔滨。随后，在共产党人的精心周密的安排下，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民主人士陆续到达解放区。
（2）毛泽东亲自邀请宋庆龄、海外华侨等回国参政。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最富代表性的杰出女性。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相处得相当融洽。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1949年１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诚挚邀请她参加新政协会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积极争取海外华侨对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5月20日，毛泽东致信陈嘉庚、司徒美堂先生，邀请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中共中央还致电方方、潘汉年等爱国人士。6月陈嘉庚抵达天津；8月司徒美堂乘车抵达北平；宋庆龄则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候。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国民党的求和阴谋和民主阵营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提出了明确主张。1月至3月间，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相继发表谈话、通电、宣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特别是1月22日，民盟盟员李济深等55名民主人士响应毛泽东关于时局声明而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首次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书面宣言，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中国共产党是新政协会议的组织者，筹备协商各项工作，体现了民主、协商、团结、合作的精神
从“五一口号”发布算起，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共进行了 17 个月，而在西柏坡时期就占了 11 个月。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和开创性的探索，奠定了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1）中共中央多次开展政治协商活动，奠定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政治基础。中共中央指示有关地方党组织，就新政协的有关问题，与民主人士进行真诚的协商。据有关人员回忆，仅香港分局就组织了8次座谈协商会，得到民主人士的广泛认同。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政治协商活动更加频繁。 自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的一部分集中在哈尔滨，一部分集中在中央城工部驻地李家庄。到1948年11月底，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胡愈之、沈兹九、吴晗、翦伯赞、楚图南、田汉等。随后，中央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等文件，征求两地民主人士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11月25日,中共同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共同协议。
（2）中共中央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奠定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思想基础。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紧接着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相继转到北平,同中共一起筹备召开新政协。当时在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思想认识上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需要不需要民主党派。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于重大政治问题一般都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直接商谈。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中共强调，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中共认为，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各党派之间不是进行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通过这一段的协商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共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筑牢了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思想基础。
（3）中共中央始终周密部署各项议程，奠定新政协会议召开的组织基础。一是指导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建立全国性群众团体。召开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群众团体组织,是筹备新政协会议，建立全国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许多全国性的群众团体都是分散、隐蔽和不健全的。1948年秋到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建立，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开始统一。二是明确筹备新政协会议的负责机构。1948年9月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重点负责新政协筹备工作。三是明确新政协会议的地点。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函中提议会议的地点在哈尔滨。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关于召开新政协复各民主党派电中又指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而此时，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成功召开，会议代表提案及决议，认为地点最好在华北。但随着北平解放，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最终选择了北平。三是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5月23日至28日,周恩来、林伯渠等分别约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进一步协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一些具体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协商，同意于6月11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还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四是起草《共同纲领》。1949年6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前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8月22日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经过10余天的紧张工作，9月5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其提交大会通过。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勾勒雏形。
今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党领导建立人民政协的过程，深入体会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民主、协商、团结、合作精神，充分感受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对于深刻认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更好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坚持党团结带领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