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推进京津冀生态农业一体化进程(民盟河北省委提交省政协十一届五

供给侧改革推进京津冀生态农业一体化进程
民盟河北省委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优化产业结构及布局，完善产需均衡必要条件和途径，以需定产、以资源定结构、以优势定布局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结构性过剩、高端产品不足局面。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省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发展生态农业，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必须从战略高度把脉农业发展趋势和前景，从供给侧优化农业结构，使农业生态化、品牌化、简约化、尊严化，因此京津冀农业发展生态优先、农业跟进、协同共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借力政策环境，打造生态农业一体化格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在开发农业多功能性同时维护生态环境，在拓展生态空间同时延展农业产业链，利用文化、创意、传统、现代元素力促生态+农业+互联网+政策平台，克服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生态脆弱性、地区不均衡性等问题。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涉及京津冀三地统筹共商。200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制定了《天津市农业生态保护办法》，全方位保障生态环境。2006年，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生态建设规划纲要》，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建设生态农业等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要求。2013年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分别强调绿色、循环、低碳生态发展观。同时多渠道表达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农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因此，研究京津冀生态农业协同发展路径及对策对促进京津冀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京津冀生态农业协同发展现状
1．区位条件
        京津冀地区是一个面积21.62万平方公里，人口过亿，海陆兼备，产业体系丰富，具有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潜质和禀赋。但历史上缺乏一体化规划，导致条块分割，利益不均衡，政策不统一，造成环绕北京的贫困带和生态脆弱带，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明确，突出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问题使北京城市病凸显，迫切需要功能疏解，产业转移。
2. 经济状况
        京津冀规划纲要虽然出台了，但依然存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宏观经济背景不同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行为、区域经济绩效不同，影响到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导致京津冀三地生态、农业落差较大。以城乡家庭消费为例，京津冀城乡家庭消费差距是58537元，北京是104663元，天津是61468元，而河北是24245元。差距导致三地间产业合作、利益分配、要素配置、人才集聚、政策协同等方面阻碍协同创新步伐。每平方公里每年产出，北京1.73万元，天津1.2万元，河北只有1500元，相差8倍以上。人均GDP河北只有6463美元，比京津少1万多美元。收入、投入少制约河北的研发能力，形成河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短板。
3．体制机制
        生态农业协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集区域、环境、人口、收入、投资、政策于一体的开放系统，从政策的统筹、制定到落实会产生一些扭曲，导致生态、农业的分离或不融合，究其原因：生态农业一体化过程中没有充分考量生态容量以及农业可持续，单纯追逐利润导致动机偏离；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结构和信息耗损，使政策目标—政策制定—政策落实，信号逐渐丢失，产生过程偏离；由于生态效益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喜欢搭便车，同时政策执行和评估机制不健全，政策的清晰度、难易程度设置不当，导致执行者环境适合就顺从、环境不适就变通和拒绝，使政策执行效果偏离初始目标造成效果偏离。因此，政府的生态补偿、农业产业化进程不能如期实现，导致生态、农业分离，结构失衡，偏离预期目标。
二、 京津冀生态农业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京津冀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京津冀地区人口过亿，环绕北京有一条贫困带分布在河北省，由于历史、地域、社会、科技、理念原因，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人畜粪便、农业、加工业废弃物随意排放，生态环境恶化，威胁着农村环境和农民健康，延缓新农村建设步伐，更谈不上美丽乡村建设。农民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财力和精力去测土施肥，导致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破坏了地下水、土地、空气等生态均衡，出现土壤板结、水土流失、沙化、碱化、盐化、劣质水、雾霾等有害化现象。
2．京津冀资金、人才、技术发展不平衡
        在资金、人才、技术、福利方面，京津冀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京津的区位、政策优势吸纳资金、人才壮大园区、科技示范区、孵化区等农业产业得以融合互联网+，缩短研发周期，创新、创意新产品，比如北京、天津、河北每千人银行数量是14.6个、4.8个、0.2个，ATM分别为19.8个、5.1个、0.3个，侧面反映三地资金、资本保有量。高层次人才匮乏，“两院”院士,2014年河北15人，占全国总数的1%；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1人，占全国总数0.74%；每万人从业人员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仅为北京的1/9，资金、人才的匮乏导致成果转化率低、创新主体少、技术落后，不能很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农业发展更是受科技、规模、投入影响大的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行业，受控于自然、市场、上下游行业的成熟度等因素。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信息不对称导致农产品市场不稳定，价格忽高忽低，农民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种养、面积、数量、品种、规模博弈艰难，单位产出低效甚至亏本。
3．尚未建立完善的生态农业管理标准化体系
        生态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管理方式，我国至今仍缺乏完善的生态农业管理标准化体系，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标准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等问题突出。虽然近年政策中不断提出“生态”问题，但是缺乏生态农业管理体系，对于土壤重金属、氮磷钾化肥、农药等施用量没有严格规定和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关的检测机构、没有专业检测人员监测土壤中化学药剂是否达标。比如设施蔬菜用水量在450-500方/亩。如果采用渗灌、滴灌等技术，每亩用水量只需250方。生产上蔬菜用水量比需水量高出200方左右。河北农业大学刘建玲教授研究表明：河北省菜地氮、磷、钾用量比需肥量高7.4-10.0、20.0-27.5、3.2-6.3倍，大量元素缺乏只是局部问题。农业的操作标准不规范导致生态失衡，京津冀不同区域生态资源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没有很好利用当地资源禀赋优势，选择适宜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和管理体系。
三、供给侧改革推动京津冀生态农业一体化对策建议
1．利用区位优势，定位细分市场
        京津冀地区包括两个直辖市 和1 个省，地处北纬 36°05′～42°37′和东经 113°11′～119°45′之间，是我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我国北方最大和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核心区。由于三地的区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约束不同，北京属于知识型地区，在高新技术、科技、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具有优势；河北属于资源型地区，在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生产占优；天津属于加工型地区，加工工业占优。从农业经济内部结构分析，河北种植业占比最大，天津渔业占比最大，北京牧业占比最大。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找准市场细分定位，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生态农业一体化格局，从生产者层面、市场层面、政府层面构建起紧密型生态农业分工协作机制，从供给侧做实、做强、做大三地的优势产业。
2. 依据要素禀赋打造品牌优势
        京津冀地区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种类齐全，拥有山地、平原、坝上高原、丘陵、湖泊、红色旅游胜地、自然景观等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生态产业目标，充分发挥各种类型生态农业的优势，打造品牌、创建名牌，发挥生态农业品牌外溢效应，利用京津消费优势和对生态农业高端产品需求，带动生态农业的高端、中端路线发展，利用互联网+生态农业，广泛宣传、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对生态的认知；培训人们专业知识比如期货、期权、生态、互联网+、品牌、产业链等，规避风险。利用优势资源禀赋及品牌带动创意农业发展，使生态农业融合六产联动，延伸品牌生命周期，创新生态农业新产品；通过“一区一品”、“一乡一品”，以规模化、片区化为节点，加强土地流转和托管，整合扶贫资金引导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林果、大棚蔬菜等高效农业，通过农家乐、采摘园、商品销售、旅游演艺、景区就业等形式，参与旅游开发，实现脱贫致富，以生态品牌带服务，以农业品牌促发展。
3. 打破制度藩篱激发创新活力
        京津冀协调发展需要共生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和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打破地区壁垒构建京津冀协同的人才、投资、政策、福利平台，激发创新活力，借力创新、创意、文化、智慧等元素，驱动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生态、农业的分离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要素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构建完善的生态农业协同发展的生产标准、加工标准、销售标准，借力京津科技、资金优势辐射带动河北一产提档升级，二产绿色发展、三产逆向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美丽农村建设水平和内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鼓励三产融合，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电子商务，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整合金融资源，建设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缩短生态农业新产品研发周期，满足北京天津大城市对生态产品高端需求，以需求终端刺激供给侧使其发力，激发创新活力，带动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打造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发展，建立完善的产权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使农民和企业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4. 新常态多渠道破解市场失灵
        新常态降速、提质、增效，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需要开放、包容、稳定市场，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状态下，要靠政府宏观调控和统筹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破除行政壁垒，消除行政因素对市场的扭曲和影响。实现资源要素平等交换，改革和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实施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出台倾斜政策，建立京津冀生态、农业、市场、金融、贸易数据库平台，多渠道破解市场失灵。因此，京津冀政府应从财政中拨出专款，设立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和风险保障基金，用于支持生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生态农业新产品；对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企业实行补贴制度，保障和提振企业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积极探索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投入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机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吸引民间、工商和外商资本投向生态农业领域；完善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实现精准施肥、生物施药、科学水效率，力促生态农业深度融合。
5. 借力“一带一路”，带动生态农业“走出去”
        拓展需求侧，延展供给侧，立足当前农业合作基础，充分利用和挖掘京津冀合作潜力，利用京津冀农业资源优势，结合当地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需求，完善京津冀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京津冀地区的农业科技交流，推进生态农业合作；建立“一带一路”农业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国际农业合作平台，实现农业人才的国际化；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的农业资源，推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双边或多边现代农业产业化合作机制；以龙头企业的“走出去”带动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的合作共赢，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推动生态农业一体化进程，提升生态农业竞争力。